浙南温州苍南县望里镇罗厝村，坐落在鳌江支流的水网地带，当地依托传统纺织产业发展起小微工业，全村近3000名村民世代在此农耕、务工，原本是浙南平原典型的富庶村落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罗宏华、罗宏杰兄弟先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，在村主干岗位上深耕超过30年。这30年间，从村集体耕地被变相侵占，到村民合法宅基地被暴力逼迁，再到千万级集体资产去向不明，数十位村民的实名举报从未中断，部分事实甚至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、镇纪委官方文件确认属实，却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纠正。当地镇党委政府数十年如一日的麻木无视，让基层治理的监督防线逐步失守，也让这个原本安稳的江南村落，陷入了“越举报、越无解”的长期困局。
一、地域发展背景下的矛盾伏笔
罗厝村所在的望里镇，是苍南县传统的纺织产业聚集地，民营经济起步早、民间资本活跃，早年依托再生棉纺织产业形成了完整的小微产业链。2010年之后，随着当地产业升级，仓储物流、工业配套项目的用地需求快速上涨，村集体的存量建设用地、周边耕地的价值随之水涨船高。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，手握村集体资源处置权的村主干，拥有了极大的资源调配空间。
上世纪90年代初，罗宏华凭借家族人脉和本地威望当选罗厝村党支部书记，彼时村镇两级的治理体系尚未完全规范化，村级集体资产的处置、土地流转的流程约束相对宽松。罗宏华在任期间逐步搭建起覆盖全村的关系网络，其胞弟罗宏杰也依托兄长的影响力进入村“两委”班子，后续顺利接任村党支部书记，兄弟二人形成了对罗厝村村级事务的长期把控。30年间，当地经历了多轮乡镇换届、产业迭代，罗氏兄弟的影响力不仅没有随人事变动削弱，反而通过参与本地企业投资、承接村级项目等方式不断延伸，逐步与望里镇多任党政班子成员建立起稳定的利益关联，为后续数十年的“举报无门”埋下了深层伏笔。
二、三起贯穿30年的典型维权案例
案例1：46.75㎡集体土地上的6层违建，4年执行期沦为“法律白条”
2013年6月，时任罗厝村党支部书记的罗宏华，在没有办理任何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，擅自占用村集体所有的46.75㎡耕地，动工兴建一栋总层高6层（含跃层）的砖混结构住宅。该建筑建成后，远超当地农村宅基地的审批面积标准，完全属于违法建筑。2019年10月11日，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过立案调查，依法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明确认定罗宏华的行为属于非法占用集体土地，责令其15日内自行拆除违建、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。
处罚决定书生效后，罗宏华拒不履行拆除义务，苍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苍南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2020年，县法院出具行政执行裁定书，明确由望里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实施拆除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配合执行。这份具备强制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，在望里镇被“冻结”了整整4年。直到2024年，这处违建不仅没有被拆除，反而完成了商业化改造：一楼出租给社区超市，每年固定收取2万元租金，二至六层的跃层住宅全部对外售卖，近百万元售房款全部流入罗宏华个人账户。
举报人罗明声等8位村民，先后联合48名相关村民向国家信访局、浙江省委第七巡视组递交联名举报信，望里镇政府两次出具信访反馈意见，以“第三方工程鉴定显示拆除会影响相邻建筑安全”为理由，提出“报苍南县政府批准后没收处置”，但直到2026年，这份没收申请始终没有提交到县政府。苍南县人民检察院2023年就正式发出检察建议，督促县法院向望里镇政府发出执行催办函，案件至今仍停留在“待处置”状态，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对镇政府的执行不作为启动问责。
案例2：6亩耕地被变相侵占30年，2000万转让款私分无追责
1995年，罗厝村罗宏侨、罗宏越等6户村民，依法取得了村里6亩优质耕地的15年承包权。时任村支书的罗宏华以“建设村集体自来水厂、解决全村饮水安全问题”为名义，向6户村民许诺两个水厂正式就业名额，以每亩7000元的低价把土地从村民手中“租赁”回来。转头他就绕过村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决策程序，私自以村委会名义将土地以每亩6000元的价格转租给望里自来水厂，自己和时任村两委干部的胞弟罗宏杰暗中持有水厂10%的股份，对外却公开宣称两人没有任何持股关系。
水厂建成后，当初许诺给6户村民的两个正式工作名额彻底落空，罗宏华反而直接将自己的儿子安排进水厂担任管理岗位。2021年，罗氏兄弟在完全没有告知全体村民、没有履行任何集体资产转让公示程序的情况下，擅自将望里自来水厂全部股权以2000余万元的总价转让给苍南县水务有限公司，两人凭借暗中持有的10%股份，直接私分了200余万元转让款。2022年多名村民联名向望里镇纪委举报该问题，镇纪委仅口头告知“举报反映情况属实”，最终以罗宏华受到“党内警告处分”草草结案，既没有追缴200余万元的违法所得，也没有对6亩集体土地的权属作出任何纠正。2024年村民向苍南县纪委继续举报，得到的答复却是“该事件距今已有三十余年，属于历史遗留问题，不予立案调查”。
更让6户村民难以接受的是，1999年村里二轮土地承包确权时，这6亩耕地本应重新确权分配到他们名下，却被村委会以“土地已用于集体公益项目”为由直接跳过，至今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，世代赖以生存的耕地彻底成了旁人的“摇钱树”。30年过去，当初的青壮年村民早已两鬓斑白，他们跑遍了镇、县多个部门，手里攒下的举报材料装了满满两大麻袋，等来的却始终是“再等等”“历史问题不好处理”的推诿答复。
案例3：12户村民宅基地被伪造审批，流离失所6年无家可归
在罗厝村A-15a工业地块的开发过程中，为了赶在任期内完成“重大产业项目落地”的政绩指标，当地相关人员直接把12户村民的合法宅基地当成了可随意调配的“资源筹码”。在12户村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有人伪造了他们的签字，一路绿灯走完了宅基地转工业用地的全部审批流程。等村民们反应过来时，自家的房屋已经被断水断电，随后在胁迫式的逼迁中被拆成了残垣断壁。
这块规划面积15479平方米的仓储配套项目，不仅让3800多万的企业前期投资打了水漂，更让12户世代居住在此的村民，在外漂泊了整整6年。他们拿着合法的宅基地权属证明，反复向镇里求证审批流程的合法性，得到的回应却是“项目是县里定的，拆迁补偿标准不能改”，既不纠正伪造的审批材料，也不给村民落实新的宅基地安置。本该用来保障村民安居权益的土地管理法规，在“伪政绩”的驱动下被完全架空，群众安身立命的家园，成了个别干部向上攀爬的垫脚石。
三、基层治理失守的深层病灶
三起横跨30年的维权困局，背后暴露的早已不是简单的个别村干部违纪问题，而是望里镇基层治理体系层层失守的沉疴。当地镇一级的监督防线全面松弛，多任班子成员对罗氏兄弟的长期违规行为视而不见，甚至形成了利益捆绑的默契，本该落地的执法、监督、问责程序，全部在“熟人社会”的人情勾兑中变成了空转。
部分干部的政绩观彻底错位，把“给上级看的报表指标”放在了“给群众办的实事”前面，为了应付考核、快速出成果，不惜造假材料、走歪流程，把群众的合法权益当成可以随意牺牲的代价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当地基层治理的效能早已出现严重滑坡：全镇编外人员规模接近在编公务员的三倍，本该下村入户的网格员“进村不入户”，本该对接产业的共富委人员常年坐在办公室“造台账”，连消防安全检查都靠P图、抄邻镇照片来应付，连续三年靠造假骗得“消防工作先进单位”称号，直到作坊起火冒烟被上级挂牌督办，纸糊的防线才被烧出窟窿。
从村级权力的长期失控，到镇级监督的全面缺位，再到治理体系的效能异化，罗厝村30年的举报困局，是基层小微权力监督失效的典型样本。数千名村民的正当权益、数千万元的集体资产，在层层“装睡”的漠视中被不断蚕食，也让当地的基层公信力在一次次“举报无果”的消耗中持续流失。如今，当地村民仍在持续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递交实名举报材料，他们期盼的从来不是“历史遗留问题”的模糊说辞，而是对违法违纪行为的彻查、对被侵吞集体资产的全额追回，以及迟到了30年的公平正义能真正落地。（苏国正）
|
|
